《灵魂的秘密 》
201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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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知识运动和社会运动之一。

《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对精神分析的起源、发展及其蕴含作了透彻的描述和分析,同时首次将精神分析置于历史背景之中,探讨其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可谓精神分析史的拓荒之作。

作者伊利·扎列茨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已被译成欧洲最重要的几种语言。

作者简介  伊利·扎列茨基(EliZaretsky)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马里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9年,他创办了《社会批判》杂志,并担任总编。其著作《资本主义、家庭与私人生活》已被译成十四种语言。《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已被译成欧洲最重要的几种语言。在众多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有关家庭史、精神分析史和现代文化史的论文。扎列茨基现为纽约新学院大学研究生部的历史学教授。

目录

鸣谢

引文

著作

引论 暧昧不明的精神分析遗产第一部分迷人的起源: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家庭制度的崩溃

第一章私人无意识

第二章性别、性与私人生活

第三章全神贯注与袖手旁观

第四章从父系权威到自恋第二部分福特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现代性的三重承诺

第五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第六章福特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与现代性

第七章自治与抵抗

第八章转向母亲

第九章法西斯主义与欧洲古典精神分析的毁灭第三部分从权威心理学到身份政治

第十章母婴关系与战后福利国家

第十一章要超凡魅力,还是要理性化?美国冷战时期的精神分析

第十二章20世纪60年代,后福特主义与自恋文化跋我们时代的精神分析

中外人名对照

译者后记

精彩导读:自问世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提供给我们的都是悖论。它几乎总是被人视为解放人类的巨大力量,并在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中,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美福利国家中,在20世纪60年代的沧桑巨变中,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它还成了反传统政治、反女权主义、厌恶同性恋等偏见的源泉,成了一个堕落的专业,成了一门伪科学。它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甚是可疑。本书就是对这个悖论所做的探索。它旨在识别和确认精神分析思想的解放性维度,同时又不否认对精神分析所做的各种批评的有效性,不否认重新审视精神分析遗产的必要性。这里提供的解释都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精神分析改变了全世界普通人理解自己和相互理解的方式。尽管此类研究甚是丰富,精心的诡辩和偏执的攻击更是汗牛充栋,但我们至今尚未使精神分析历史化。我们显然缺乏大型的社会、历史和知识框架,而这样的框架对于理解这种在我们的自我构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现象是必不可少的。要把精神分析置于历史的语境之内,仅仅了解弗洛伊德的生平,仅仅了解精神病治疗(或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了解弗洛伊德的生平,了解精神病治疗(或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不论何种历史,都必须首先解释,何以精神分析具有如此强烈的诱惑,何以精神分析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但正是这种影响,使得对精神分析进行历史透视变得困难重重。透视需要距离。最近,特别是伴随着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的式微,这样的距离开始慢慢形成。历史地把握精神分析,在这方面,已经有人付出过艰辛的努力。这便是卡尔·休斯克(Carl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Vienna)。

〔1〕该书出版于1980年。那时候,精神分析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休斯克的著作以19世纪中叶伫立于维也纳议会门前的雅典娜雕像开篇。在休斯克看来,那尊雕像象征着启蒙运动,象征着新生的中产阶级理想——理性和自治(autonomy),象征着对勇气和内在心理结构——教养(Bildung)——的重视,而勇气和教养正是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所必需的。以此为大无畏的出发点,休斯克追溯了大众政治和唯美主义中的启蒙风气(Enlightenmentethos)的崩溃,追溯了人们对非理性的陶醉。休斯克认为,弗洛伊德早年立志从事法律和政治工作,但后来放弃了这一勃勃野心,致力于反对19世纪90年代的大众排犹主义。休斯克最后的结论是,精神分析是一种“反政治”(counterpolitical)现象,它反映的是世纪末大撤退,即从理性和公共生活(publiclife)中的撤退。休斯克没有谈及他的这一立论的蕴含,但法兰克福派代表人物菲利普·里夫(PhilipRieff)和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Lasch)等人围绕着20世纪“心理社会”(psychologicalsociety)这一概念,提出了与此相关的看法。他们认为,部分地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启蒙运动的自治理想已经沦为某种心理主义的“自恋文化”。

〔2〕休斯克的阐释至今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够充分的。一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精神分析脱胎于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的转型,特别是脱胎于资产阶级中的年轻成员和女性的经验(尽管休斯克没有提到这一点)?休斯克对此做了正确理解。家庭企业的没落,资产阶级家庭结构的松懈,对于消费的强调,而不是对于纪律、积累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的强调,为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但是,休斯克没有看到精神分析的双重性。他把弗洛伊德主义简化为反政治的退隐(counterpoliticalwithdrawal)——即从理性和公共生活中退隐,因而没有触及精神分析在探索人类心灵方面具有的解放性之维,尤其是对边缘性的阶级、被盘剥的阶级以及女性而言的解放性之维。与之相比,现在从整体上审视精神分析,既承认其压制性的一面,又看到其解放性的一面,已经变得可能。关键在于,要把它看成第一个有关“私人生活”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我所谓的私人生活(personallife),是指这样的体验:拥有一种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与某人在家庭、社会和社会性劳动分工中占据的位置截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私人生活,这样的可能性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方面,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用“私人生活”指的是对单一性(singularity)和内在性(interiority)的特定历史体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特定的历史体验是以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现代进程为根基的,是以家庭的历史为根基的。以前,家庭是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场所。

〔3〕结果,个人的身份感(senseofidentity)根植于他或她在家庭中占据的位置。不过,在19世纪,有偿劳动与家务劳动(在物质上和情感上)的分离,即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促生了新型的隐私(privacy)、深居(domesticity)和私密(intimacy)。起先,隐私、深居和私密被体验为市场这个非人世界的家庭对应物。后来,隐私、深居和私密与私人生活之可能性和目标联系了起来。私人生活不同于家庭生活,甚至处于家庭生活之外。这一目标在“新”女性或独立女性之类的现象那里,在公开的同性恋者身份的浮现中,在年轻人从热衷于商务活动到沉迷于性实验、波西米亚和艺术现代主义的行为中,找到了社会性的表现形式。

〔4〕在那个开启了历史学家后来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约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新型的都市空间和媒介——通俗剧院、杂耍戏院、活动电影放映机——为当时提供了参照系。个人可以依据这个参照系,想象性地建构超乎家庭之外的身份(extrafamilialidentities)。结果,对于个人而言,私人身份(personalidentity)成了问题和方案,而不是由他们在家庭或经济中所处的位置赐予他们的东西。于是乎形成了对私人生活的新渴求,而精神分析正是这种渴求的理论与实践。精神分析最初的历史目标是去家庭化,也就是使个人摆脱无意识的权威意象。权威意象原本根植于家庭。精神分析的基本理念,即动力无意识(dynamicunconscious)或私人无意识(personalunconscious)的理念,折射出对私人生活的这种新体验。依据精神分析的这个基本理念,社会或文化对个人的刺激,并不直接呈现出来,而是先被溶化,并在内心深处予以重构。其重构的方式,是赋予那些刺激以私人的甚至怪异的意义。因此,在人的社会环境与其主体性(subjectivity)之间,并无直接的或必然的联系。同样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表明,在大型、公开的文化符号模型(patternsofculturalsymbolism)与隐秘、内在的个人符号世界(symbolicworldsofindividuals)之间,并无既定的匹配或融洽可言。

〔5〕无意识这一概念标志着公开与隐秘、外部与内部、社会文化与私人之间的活生生的割裂。当然,精神分析还确立了研究文化、道德和历史的一般方法。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的概念,它暗示我们,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人类的生活必定与这样的模型相契合。尽管如此,它总是回到偶然和具体的方式,个人就是以这些偶然和具体的方式体验那些普遍的模型的。所以,说到底,精神分析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脱节上建立理论和实施治疗的。私人无意识(personalunconscious)这一概念是全新的。在传统社会中,那些以宗教迷信等方式给人治病的人是可以手到病除的。但是,这是有条件的:他们只有运用既属内心又可公开交流的符号,方能妙手回春。牧师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驱除魔鬼,是因为被魔鬼缠身之人和他周围的人全都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魔鬼。

〔6〕同样,法国国王之所以能够通过触摸病人治愈淋巴结核,也是因为他的臣民相信,他真的拥有这样的无边法力。

〔7〕在上述情形下,内部与外部、公开与隐秘是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早期的现代形态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强调个人良知的隐秘性。

〔8〕但是,良知是局部的、以道德为核心的个性(individuality)。而且,之所以赋予良知以优先权,通常是因为大家假定,世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相形之下,个人心灵与文化的脱节(这在19世纪末已经相当普遍),已经在爱情、友谊和日常生活之类的领域中,滋养了史无前例的、广泛的私人体验。它还带来了人们对人性深度(humandepth)的新感受,而这种感受最终影响了艺术、哲学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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