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负责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
201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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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成长,责任

为自己负责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
宁丽 万生心语

当没有人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确实获得了自由,但从此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所有行为买单。


一位男性朋友犯了痔疮,去医院看病,接诊他的是一位女大夫,从医院回来后跟我感叹到:病人在医生面前,简直没有任何尊严,让你脱裤子就脱裤子,让你蜷缩着就蜷缩着,不敢有半点反抗和质疑。
 
我听完后,忍不住想笑,笑完后眼泪突然流了出来。几乎大部分(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病后都会将自己托付给医生,在医生那里跟个听话的孩子一样,让干啥就干啥。
 
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医生,看到病人家属和病人把一切都托付于我时,我深感沉重与无耐。我深知当另外一个人把所有关于他自己生命的决定权交给你时,那也意味着你需要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有关他的决定负责。而任何人都无法替另外一个人负起生命的责任,无关愿意与否,而是有关权利和责任,我们没有权利去控制别人的人生,我们也无法替另外一个人负起生命的责任。
 
所以一个正规的医生,他不会去替你做决定,而是会将决定权交给你,他提供的仅仅是目前科学研究得出的一些临床知识和数据,而且这些知识和数据常常是各种百分率。例如前段时间我老公的大娘在做癌症切除手术时,术前医生跟病人家属说:手术成功率有80%,不成功率有20%,原因有可能出现其他并发症,如果愿意承担那20%的风险就签字交钱。结果术后就出现肺部感染,肠穿孔了,最后是人财两空。但是因为决定是病人和家属自己做出的,所以所有的苦难和责任也只能由病人自己和家属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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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体治疗中也是如此:无论是我作为组员在参加团体治疗,还是作为观察员观察团体治疗,还是我作为带领者在带领团体治疗的过程中,我都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组员会非常的困惑该如何参与团体。而这背后常常隐藏着一种信念就是“我愿意什么都听您的,但是你必须为我负责”。
 
我自己作为组员时,我常常非常想知道带领者的意图是什么,她对我的期待是什么。目的是我想通过做一个带领者心目中的好组员,从而获得她的关照,解决我的问题。而结果是带领者太过高深莫测了,我只能通过猜测和想象去做个带领者喜欢的好组员。而结果带领者对此却视而不见,最终我“寒心”的总结出只有我自己才会关心自己的事情,别人不会为我负责,所以我必须自己为自己负责。从此开始我迈上了一条“靠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次团体中,有位即将离开团体的组员在最后一次团体时表达:最大的收获是靠自己获得的。带领者回应说:“我很高兴听你说是靠你自己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一刻我也逐渐明白带领者的本意和用心良苦,她在通过“不设定”和“不替代”让组员自己学会为自己负责。这期间她在默默的承载着组员对她的各种误解,甚至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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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构团体的带领者,她会尽量少的去干扰和控制组员的言行。给予组员充分的自由去参与团体,跟随组员去到组员想要去到的地方。她只鼓励组员真实的表达自己。这种自由常常会激起很多习惯性顺从、听从安排的组员的焦虑和对团体及带领者的愤怒。

即使这样,带领者依然会坚持“无为”状态,但是她会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允许、甚至邀请组员表达对她的不满和愤怒,并且保持不防御、不批评、不指责的接纳心态,并且帮助组员看到愤怒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和核心信念。神奇的是当团体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后,组员们一个个逐渐从抱怨中走出来,变得懂得为自己的问题负责,开始去为自己主动而直接的争取一些时间和空间,而不是通过迂回的“我什么都听你的,请照顾我吧!”这种旧有的模式,去把自己托付给带领者。他们开始逐渐成为团体的主人,积极的去为团体的动力贡献自己的力量,积极的去使用团体。
 
最近我开始带领一些线上的小组,并且同时接受一周一到两次的督导。最近上案例督导的课程,老师花了很多时间讲述团体治疗的设置问题。团体咨询的设置主要包括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有无协同治疗师,有无观察员,有无录像等。这些设置是由团体的带领者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当我自己第一次单独带领一个网络支持小组时。恰巧缝上半个月就要过春节了,我不确定能否年前就开始我的小组,于是问了我的督导。我的督导明确的告诉我,我完全可以自己来决定。当时我没能理解督导的这句话。

事后,我秉承民主的原则,我给所有组员发了一封邮件,询问大家春节放假时间和春节前后方便参加小组的时间。结果是八个组员的时间安排各具特色,我根本无法完全满足。

我当时无法理解她的意思,直到在后来的一次督导过程中,我才明白团体的时间设置是由带领者决定,这不仅仅是有关权利的问题,更是有关责任的问题。我当初名义上看似是秉承“民主”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在做责任分摊的勾当。协调八个人的时间本身就是无法做到公平,必定厚此薄彼。那么唯一公平的原则就是带领者根据自己的时间和一般常规(春节国家规定放7天假)来设定小组的时间,所有组员按照这个时间来协调自己的工作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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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就如同,我们在做母亲的时候,常常因为担心孩子内心受伤,孩子一哭就什么都从了。而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孩子感受到的是母亲的无力和不牢靠。这往往会激起孩子内心的恐慌,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天地是不坚固的,不堪自己一击。母亲作为孩子情绪的容器,这个容器的坚固程度是由母亲对孩子的规则来决定的,没有规则的容器是很容易坍塌的。

或者这也是一贯纵容孩子的母亲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意识层面上她是害怕孩子受伤,而实际上她是害怕孩子恨她,她无法承受住孩子对她的恨。温尼科特说:一个母亲最可敬的行止,是她能够被自己的孩子深深的伤害,而她自己能深深憎恨孩子却不会像孩子报复以及她能等待以后才会有或者不会有的回报。这是一个可以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同时也是一个给予孩子为他自己的情绪负责的机会的母亲。
 
在带领者小组的过程中,带领者如果过度的为小组成员担忧,那么很可能她在担任组员的母亲角色。这样组员就如在现实生活中被自己的母亲控制的同时也被剥夺了他们为自己负责任的机会。
 
存在主义的四大因子之一是自由,而自由的内核是责任。青少年常常挥臂呐喊:给我自由,我想做自己。这类孩子的家长常常埋怨孩子没有责任心。其实这类家长在管孩子,为孩子收拾各种残局时,他们也剥夺了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机会。有个网瘾孩子在治疗结束后的回访中说“我爸妈现在都不管我了,我只能自己管自己”。是的,当没有人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确实获得了自由,但从此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所有行为买单。

【文:宁丽|万生心语专栏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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